为了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困境，有关方面进行文件式的鼓励。央行和银监会曾发文要求，银行应保持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但在信贷紧缩回避风险为第一要义的情况下，银行不可能放松对中小企业的资质要求。另据报道，从今年7月开始，浙江将逐步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首批小额贷款公司经审核、依法注册登记后，将于9月初正式开展小额贷款业务。这并不意味着民营银行春天的到来，也不是地下钱庄合法化的开端，而是农村小额信贷这一民间金融资本的政府管理和引导模式的推广。
小额信贷可以解决一部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但绝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融资难。目前我国出现的问题并不是资金短缺，而是在资金被行政冻结出现的民间利率恐慌性上涨，造成企业融资成本成为不可承受之重，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命门。
据悉，根据实际情况，提高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设立为有限责任公司的，不得低于5000万元（欠发达县域不低于2000万元）；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的，不得低于8000万元（欠发达县域不低于3000万元）。试点期间，注册资本的上限为2亿元（欠发达县域为1亿元）。与农村的小额信贷试点一样，小额信贷公司受到严厉管制。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利率不得超过有关部门规定的上限，下降则为央行公布贷款基准利率的0.9倍，同时，小额贷款公司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内外部集资和吸引公众存款，坚持按照“小额、分散”的原则发放贷款。
小额信贷公司与其说是政府放行民间金融公司的尝试，不如说是政府管理民间资本的艰苦努力，但对民间资本管制恐怕很难成功。以利率而言，目前民间信贷市场利率已经达到高位，在北京地区，向民间贷款公司抵押房产贷款，月利率通常为8%，折合年利率高达96%。目前央行规定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是7.47%，民间贷款公司利率是基准利率的12.85倍，温州等地的民间利率大多如此，月息达到6%、8%左右。试想，民间资本怎么可能放弃如此高的利率，转而成立小额信贷公司受制于人，在银行利率的碗里分羹呢？
利率急剧上涨是资金拥有者无良吗？错，是银行信贷紧缩与实体经济风险加大的结果。据近日央视《经济半小时》的系列报道，浙江温州、江苏吴江、福建晋江和广东东莞等地的此类民营制造企业正面临倒闭的生死之痛。位于江苏省最南部太湖流域的吴江市盛泽镇，是与苏州、杭州、湖州齐名的中国四大丝绸之都之一， 当地纺织业商会副会长缪汉根表示，停产的企业达到几百家。根据中国鞋都晋江市官方统计资料，2008年一季度，晋江市712家制鞋企业纳税人中，有309家国税入库同比下滑或零入库，同比减收3277万元，下降了40%，温州皮都等地情况大同小异，制造业面临严峻考验。
反应在金融领域，就是贷款不确定性增加，坏帐风险上升。实体经济面临的原材料上升、人民币汇率上升、出口退税等一系列难题，这些风险通过信贷价格上升的方式反应到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即便出现个别坏帐，还能弥补风险并获得收益。
民间利率上升是银行信贷紧缩与实体经济下滑的结果，现在央行试图控制民间信贷利率，其实是想将政策的负面效应转嫁给所有的金融机构，一定会遭到市场的反弹。
从某个层面上讲，信贷政策是激励机制，通过信贷价格上升，筛选出可以通过信贷价格考验的优质企业，通过放开信贷使金融机构建立内部的市场筛选机制。目前一刀切地紧缩信贷的做法，甚至辅之以窗口指导，无异于使大多数企业考试不及格，中国目前的信贷与一刀切的利率政策成为错误激励的样板。
在我国经济面临转折期的关键时刻，有关方面必须改变激励机制，给予银行一定的利率自主权，同时放松信贷，给制造企业以喘息之机，货币政策与财税政策合作，帮助中国企业过大关。